新文化周刊Z1版~Z4版
    ■編者按
    電影《黃金時代》進入放映檔期,但因其文藝片的路線和過長的影片時間,使其遭遇了很多尷尬。尷尬歸尷尬,此片還是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這個時代能以這種姿態拍電影,主創人員還是有很大的誠意的,本期“封面文章”讓我們走進“黃金時代”。
    封面文章》■王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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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期間進影院看了兩部電影,一部《心花路放》,一部《黃金時代》。從《瘋狂的石頭》到《心花路放》寧浩這一路走來讓人失望得可怕,如果說《無人區》挾著寧浩早期的餘勇還有一些可以讓人圈點之處,而今他真的是已將包袱都抖成了雞皮疙瘩,那麼多膚淺噱頭的拼湊,引來陣陣笑聲,後來我想這裡面可能也包括了對於影片拙劣之處的嘲笑吧。但這部電影的票房早已過億了,具體是多少億我也沒興緻關註,可除此之外呢?當然現實中長春的萬達各影院在排片上均以它為主,而《黃金時代》有的影院全天根本就沒場次。看《黃金時代》那天我打電話給萬達影院的總經理,他告訴我那天整個長春所有的萬達影院,只在重慶路店安排了一場晚上八點五十分的。我說這片子那麼不招人待見?影院經理說《黃金時代》約為三小時,放一場的時間可以放兩場“心花”了,而且“心花”的票價比“黃金”高,換你怎麼排?是的,誰都能算出這個時間和效益的比率關係,《黃金時代》處境的尷尬可見一斑。
    晚上八點五十分去看片,很多年沒在這個時間點看過電影了,那晚來的人不算少,勉強湊夠了一個小廳,看來都是憋著要看這部片子的,我自知還有文藝片的訓練,能坐得住板凳,沒想到那天觀眾們也都安靜地看了下來,沒什麼人中途離場。影片的代入感還是很強的,不折不扣文藝片的路子,所以黑暗中的我越看越感到舒服,必須承認這種舒服勁兒很少在院線里能感受到,這樣的片子很容易讓你讀出它的心理節奏,一旦電影的心理節奏和人的欣賞節奏步調一致,那種舒服勁就會出來———我都覺得我的話說得太過迂腐了,因為時下更多的片子是“心花”那樣的,沒節奏。看完片子,感到信息很多,想找個咖啡館獨自坐坐梳理一下,尋咖啡館,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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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黃金時代》,我在想:如今我們可還敢把那些已成為經典、時間上略長的電影拿來放進院線嗎?可還敢把楊德昌在戛納得過最佳導演獎的《一一》放映一遍嗎?一部片子在前面慢慢悠悠地鋪陳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影片的結尾處才點出了影片的題眼,男孩楊楊在外婆的葬禮上念了一封信“外婆,我好想你……他們說你老了,我今年七歲,我覺得我也老了”,這段獨白單拿出來平淡無奇,但在我所說過的兩個多小時的鋪陳後,卻是讓人陡然間感覺血脈僨張的。不要以為這個時代在很多東西上都發明瞭快進鍵,一種急迫要達到目的的整體民眾心理就被視為正常,不是這樣的,在很久很久的時間裡人於生命於歷史而言都是慢慢悠悠過來的,李檣和許鞍華不是不懂電影的人,不是不知道一個半小時是最佳的觀影生理時間段,但明知如此還要這麼做,他們是要這個電影符合那個年代的節奏。
    有一次,和《作家》雜誌社的主編宗仁發老師聊天,他說到自己在辦更早的一份文學雜誌《關東文學》時,曾到北京組稿,專門拜訪過端木蕻良和駱賓基等老一代東北作家群的人物,談話時也沒覺得這些和蕭紅關係緊密的人怎麼樣,看完《黃金時代》才有所感慨,哦,那一代人都已經走入了銀幕。最早告訴我要註意蕭紅的人是女詩人王小妮,她在一篇文章里非常正式地指出了蕭紅文學價值的非凡,其時我正對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們非常不感冒,經她的提醒,我去看了《呼蘭河傳》,後來我慢慢品出來蕭紅的寫法的確有個人特點,她筆下的風土人情,那落筆永遠著眼在人情上,風俗不過是人的道具,用上這些道具不過是為了讓筆下的人物有面目有呼吸。《呼蘭河傳》的開篇,蕭紅即用三千多字的筆墨去寫東二道街上一個五六尺深的大泥坑,這泥坑晴雨多變、深淺無常,落了豬、陷了馬、淹了街、沖了牆,於是各色人等圍繞這個泥坑生出市井百態與冷暖炎涼,它讓我懂得了怎樣讓景物像人一樣擁有生命,蕭紅筆觸所及的景物都是圍著人物內心轉的,難怪後來夏志清教授會說出那樣的話———蕭紅真是偉大,茅盾曾為《呼蘭河傳》寫序,其實茅盾哪裡能寫出像《呼蘭河傳》這樣的作品。
    《黃金時代》拍得很精緻,尤其在細節方面下足了功夫,整部電影看下來,我沒找到什麼與時代不符的穿幫之處。在關於電影細節的方面我有較為苛刻的要求,比方,在寧浩的《無人區》中推動所有人物你爭我奪,最後甚至為了畫面效果能讓鈔票漫天飛的那隻阿爾泰隼,其實並不值那麼多錢,如果換成白色的矛隼(即被稱為海東青的猛禽)或許更為合適,但這些東西似乎你又不能和它計較,計較這個電影就沒法往下進行了。而將近三個小時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方面能做到通篇挑不出毛病,很不容易,就連蕭軍給蕭紅留下的五角錢都是對的,是偽滿中央銀行發行的。片中演員也都被調教得很好,尤其是演蕭軍的馮紹峰,突然發現這些人身上的演技還都不錯,希望他們能平時少演點爛片,保持好自己的那點可貴之處吧。
    片中使用了大量的突然跳脫開間離效果,轉而對鏡頭說話的手段,這不是什麼新發明,《北京雜種》里的大慶也演著演著就突然對鏡頭說:“我們其實是這個社會的異己分子……”《開往春天的地鐵》里,耿樂在跟蹤徐靜蕾的過程中,突然在牆角處停下來對著鏡頭說:“我知道這個時候我要是追上去的話,我們的關係就徹底完了”,如果說這些手段還是為了完成片中人物內心獨白的作用,那麼《黃金時代》里對著鏡頭說話的作用顯然要繁雜許多。比方片中有一處年輕的蕭軍在談到他和蕭紅如何相遇時,70多歲的蕭軍也出現了,這場戲是由兩個時間點上的一個人共同講述完成的,關於蕭紅他們此時既是目擊者又是旁觀者,而且已經不受時空的限制。如果說這些還是起到電影中“閃回”的作用,那麼影片一開始上來就是蕭紅自己的獨白:“我叫蕭紅,生於哪年卒於哪年”的這些話,則起到的是一個“閃前”的作用,因為死亡對任何還能說話的人來講都還是未完成時。此時時空不再是線性的,它的多維度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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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李檣和許鞍華犧牲票房的《黃金時代》究竟想讓我們看到什麼呢?我想應該是那個歷史拐點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群像,以及由於他們個人不同選擇而呈現出的中國曆史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陣痛和反思。選這樣的題材,拍成文藝在這個年代實屬難能可貴,這個時代是不是黃金的我不知道,但它就如李漁在《閑情偶寄》里所寫的“今人之所尚,時優之所習,皆在熱鬧二字,冷靜之詞,文雅之曲,皆其深惡而痛絕者也。”影片公映後,有大V發文———提醒所有打算去看《黃金時代》的親,一定要選一家上網信號好的影院並隨身攜帶充電寶,逛逛淘寶,刷刷微博,發發微信,並且打開游戲把“植物大戰僵屍”打過關,電影也就結束了,不聽勸者後果自負。隨後又有兩篇名為“賤貨”與“破鞋”的文章受到人們追捧,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它們依然在某網站的顯要位置掛著。因為工作原因很多時候我扮演了一個“影評人”的角色,但我實在不能和你們這些時髦的影評人為伍。一部作品的好與壞可以由人評說,但最起碼你還要本著一個就作品談作品的立場吧,可這些博人眼球的文章算哪門子影評呢?攻擊蕭紅的所謂道德和人格缺失能抬高你嗎?蕭紅在那麼困厄的情況下尚有大批文字流傳於世,那些影評人們你們可以試試你處在蕭紅的環境里,看你能幹出點什麼,“爾曹身與名俱滅”,你們的這些文章不用太久,十天八天的就會被這個時代的快進鍵播過去,連最低的做文章的標準都達不到,還跑出來混什麼?
    《黃金時代》不是一部簡單的戲,如前面所說在三個小時的時間里它探討了民族主義及轉型期中國的歷史命運等重大的問題。胡適與魯迅,激進與保守,自由主義與左派,雖不能面面俱到,卻也留下了廣闊的解讀空間。一說起這些就有些大而化之感,我們能想起很多動輒史詩的失敗的中國電影,但《黃金時代》最終卻由時代走向了個人。許鞍華在裡面是很剋制的,也發揮了她個人舉重若輕的長處。每個時代的故事都是被歷史所裹挾的青春、理想、愛情和命運的交織,《黃金時代》也是如此。它由蕭紅串連起來的周邊群像和歷史事件彼此間產生了強烈的關照。比如片中王志文所出演的魯迅是我個人覺得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一個銀幕形象,往昔魯迅都是那種手裡橫握著筆,站在書桌前,橫眉冷對準備隨時要投入戰鬥的架勢。這是被灌輸的結果,但《黃金時代》里我們看到的是頗為懶散和各色的一個人,他的對白是“我三十歲不到牙齒就掉光了,滿口義齒,我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是為了我愛的人,大半是為了我的敵人,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我們好像都是愛生病的人,苦得很,我的一生好像在不斷的生病和罵人中過去了多半。”此外,導演還設計了魯迅在美髮館里剃他的那個著名的平頭的場面,這樣的結果就是魯迅由一貫的工具變成人了,以他的視野,肯定知道那些論戰式的文章即使觀點正確,但文學的價值也不大,他也很無奈,甚至是厭倦。但是已然被魯迅厭倦的正是過去我們所看重的,因此才會把一句什麼“喪家的乏走狗”之類的話教上一堂課,但電影里的魯迅卻在告訴你,這些東西太消磨時間了,也玩不起啊!我不能說我的這些文字寫得有多好,甚至你可以認為是粗鄙的,但起碼我是在就電影本身談一些帶有建設性的東西,是否時髦的影評人們你們也多少採納一下,別總是滿口“賤貨”“破鞋”的可好?
    陳丹青曾慨嘆徐悲鴻起碼在繪畫上還有個“一意孤行”的勁兒叫人佩服,而蕭紅何嘗又不是一意孤行呢?經過民國背景的人“一意孤行”者少嗎?蕭紅在與蕭軍對峙後,沒去延安,沒有抗日,而是選擇了個人的小天地,一個可以安心寫作的地方。而這何嘗不是面對時代大潮的一意孤行,影片借助聶紺弩的嘴說出了蕭紅的本意———蕭紅,你是《生死場》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學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飛,飛得越遠越好……這是一種夫子之道,雖委婉卻堅定,這不由讓人想到司湯達的墓誌銘上所寫的“活過,愛過,寫過”,而《黃金時代》所呈現的蕭紅就是這樣一個為愛不顧一切,以寫作為最終歸宿的女子。不是談道德嗎,這就是她的道德,一個作家身上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一個寫作者的使命就是與寫作同歸於盡,與永恆同歸於盡,而非與時代同歸於盡,否則1912年以後,我們就基本上看不到《紅樓夢》了。
    在這一點上影片《黃金時代》為我們呈現得淋漓盡致,蕭紅與蕭軍的不同抉擇我們無法簡單論定孰高孰低,但蕭紅至少提供了一個我們這個文化中最為缺乏的堅持於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的樣板,說實話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血液里永遠缺乏一種對於追求自由不計代價的體認,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這一點,僅僅停留在通過一部電影對於蕭紅的道德淺層的詬病上,那麼也太對不起這費心費力拍出的《黃金時代》了。
    看完《文學回憶錄》,就迷上了木心的作品,他是超越時代之外的。其實有很多很好的東西是在極少的個體中流傳的,並沒有斷,只是式微而已。看很多侯孝賢的電影,怎麼總是讓人想起費穆的《小城之春》呢,人物在銀幕上那麼不經意地走來走去,一句臺詞也說得那麼不經意,後來才明白這種不經意所呈現的美學價值,一直是中國文化里最想追求的。
    文章寫到此,突然想起前陣子做“杜拉斯誕生100年”那個策劃時,她所說過的一句話:我要是不當作家,就去當個妓女。就把這話送給那些所謂時髦的影評人吧。
  (原標題:我們該如何看電影《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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